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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的“基因”
2019-10-11
造福是一个长远的事,意味着我们做好多事情需要违背今天所谓的商业规律,不遵循短期的市场定律、不按照常规增长曲线。
关键字:华大基因,尹烨

Q:陈晓萍  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

     陆佳芳  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副教授

A:尹烨(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CEO)


陈晓萍:你好,尹烨!我在网上看了你和梁冬的对谈节目《觉者》,也看了你的一些演讲视频,以及关于你和华大基因的大量采访报道,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与众不同的人。你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在科学顶尖杂志如《科学》《自然》上发表过多篇论文。而且自从2002年加入华大基因后,你每年都升一级,到2015年成为公司的CEO,同时又做了很多科普节目如《天方烨谈》等,还有各种公益慈善活动,非常了不起。

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把重点放在你作为CEO角色来展开。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华大基因的CEO,你的管理哲学和管理理念是什么?这些哲学理念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比较大,你就放开聊吧。

尹烨:我先从大的进化背景去讲。做生命科学的人都明白,现在人类是第六次登上历史舞台的生物,前面地球上的生物已经经历了五次大灭绝,而且每一次大灭绝之前的统治性物种,比如恐龙,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一颗小行星撞过来了,一切就结束了。这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却是股不可抗力。这时候如果去讨论霸王龙族群或是三角龙的繁衍策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从根本上讲,每一个人如果要想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的意义,先要有一个时代感,这个时代感将决定你在没有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你应该把你的时间用在哪一个角度、哪一个方向,会获得相对更大的回报。这个回报可能是自己的满足,或者传下一些什么东西。

21世纪初期,所有学科的发展都遵循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业发展,这样一个“三发”过程。这个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后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中国为例,从改革开放40 年以来看中国的市场,大部分人在初期其实玩的是从产业到产业,产业—扩大再生产—产业。最近的20 年开始出现第二种现象,就是从技术到产业。但至今很少有人碰科学,R&D(研发)不算科学,Discovery(发现)才是科学。因此,从Discovery 开始到创新,从发明开始到创新,它和从技术到产品创新是非常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把它们捆在一起,称为科技。但其实科是科,技是技;创新和创业也是相当不同的事。

生命科学却没有办法直接从技术发展到产业,因为它研究和作用的对象是人类自身,我们必须做科学,从科学入手才行。如果我不做科学,比如一个药品,我能证明它治什么病,但不知道它的原理,对大众就没有太大用处。对每一种药,必须在验证以后才允许它上临床,然后再经过产业发展,变成可以普惠的公共卫生产品,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生命科学领域与所有其他领域都不一样。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成功的企业,基本的路子无外乎就是以前做得慢,今天做得快;以前做得贵,今天做得便宜;以前没有互联网化,现在互联网化;以前没有移动化,现在移动化;以前没有物联网化,现在物联网化。它们面对的场景,都是我们可以认知并容易接受的,唯独生命科学在很多点上其实是非常难以验证的。

陈晓萍:也就是说你们就必须从源头开始?

尹烨: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回答几个根本的问题:首先21世纪到底是不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上个世纪100 年,前面的二三十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他1905 年那四篇文章就足以证明物理可以看得见创世的力量,是解决原子之间的、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结合方式,这是一种非常近距离的强相互作用,我们在宏观物体上感受不到,但这是创世的力量,是这个力量造就了宇宙,以及今天的万事万物。我们发现可以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就有了后来的原子弹和核能。接下来量子力学出现了,我们开始知道原来薛定谔、波尔等科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创造了一个新世界,那就是,以前我们认为那个可知、可以被预测的宏观世界,其实从微观看并不是那么可预测。起码在今天测量技术的极限下,它不可被预测。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就看到从上世纪到今天,不管是航空航天技术,还是我们用的手机,都是依赖于物理学原理,是从经典物理向量子物理学的跨越。制造,甚至原子制造,是我们从根上去研究这些物质科学的极限。但生命科学不一样。为什么呢?20世纪40年代很多物理学家的共识是:生命的本质是化学,化学的本质是物理,物理可以被数学描述,因此,生命就可以用数学算出来。当时很多人讨论 “生命是什么?”尝试用物理的方式解决生命问题,但后来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用氢和氧的性质去判断水的性质;氢加氧变成水,性质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样的现象有人称之为“涌现”,有点儿像熵、鲁棒性(robustness,系统的健康性)这样的一些描述复杂性质的术语。生命科学也一样,就是这么简单的碳、氢、氧把它变成了ATCG(碱基),再根据ATCG的组合,添加了其他的比如氮、磷、硫等,形成了生物。但是不同的数量和排列就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生命用还原论看符合物理定律,然而在系统论上又不完全能被物理定律预测。它或许符合更高级别的生命的逻辑,这是一种高维、高阶的语言和思维。

从那以后,大家认识到生命科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不应该被层层套到物理和化学中去。接着在1953年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发现,1970年之后学会了对基因进行序列测定,而商品化的测序仪则在1986年被发明。人类第一次完成的物种测序是一个很简单的噬菌体。这就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过程,一直到今天的产业发展,我们把一个人基因组测序从需要花费38 亿美元降到今天接近2000元人民币,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才算到了产业发展前期。

陈晓萍:感谢你提供这个大框架和背景来铺垫你的管理理念和逻辑,那么你的管理理念和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尹烨:我的管理理念就是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说的那句话,“人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恰好也是这个行业赋予的。

华大基因把它提炼成一句话,那就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这句话每个字都有含义:基因是基本的因素,科是发现,技是平台,造福是一个使命,我要干什么,我要为了这个事情让所有人都去做。然后是人类,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而是全人类,它所探索的方式不仅仅是满足健康的需求,而是从根本上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往哪儿去。

陈晓萍:非常好,所以你在讲解公司使命的时候,就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对每个员工都要从根本上来讲现在的使命,从人类发展阶段到现在这个时代,自己的使命和价值。

尹烨:对,我和员工说,没有人比你们位置更好,你们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平均年龄30岁,正是造福人类、达则兼济天下的年龄。造福是一个长远的事,意味着我们做好多事情需要违背今天所谓的商业规律,不遵循短期的市场定律、不按照常规增长曲线。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怎么最快普及,通过这个过程倒推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把目标放到最大,这个地球近80亿人,每年新出生9000万人,当然也死去7000万左右,在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去让每个人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这就是我觉得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在“道”的层面让大家必须先统一,然后在“术”的层面才能执行得不走形、走样。

因为在商业社会里面,大部分人都会被现实的事情所困扰,大家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会想不通,看不清楚,可能会忘记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初心是什么。

陈晓萍:你们遇到过比较尖锐的情况吗?你说的面对现实问题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最终你怎么能把它保持不变?

尹烨:是遇到过不少情况,比如华大历史上也走过很多人。

陈晓萍:离职的人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

尹烨:不一而足。管理理念不合,认为待遇不匹配、自己独立发展会有更好的成就等等。

陈晓萍:管理理念不合这条,是因为不认同华大的使命?

尹烨:他们即使人离开了华大,心里还是认同华大想做的事情,依然走正道,只是变成盟军,或者生态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个人的离开对这个组织来讲,或多或少都会产生震动,但也带来新的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永远面临一个长短期之间博弈的矛盾,即在追求远期的大目标的前提下,如何能够脚踏实地跟上梦想。

现在我们对他们进一步赋能,再团结回来,大家就变成舰队,和谐地一起向前运动。我觉得这可能是华大基因对这个行业最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群同领域的创业者。

陈晓萍:刚才你讲从科学、技术到产业的过程,而华大基因实际上是从科研机构演变成为商业组织的,从组织管理角度,你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其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

尹烨:商业和科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科学是有对错的,只要给出限定条件,科学结果是一定可以重复出现的。而商业没有对错,更多是得失,它是一个灰区,不像科学,更多是黑白。做商业最后要跟社会打交道,发挥更多的还是情商的东西,而科学更多是智商的层面。在上市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若干阶段。最开始我们是做科研,给科学家服务,给科学家服务的时候还是在讨论对错,因为大家基本知识背景相同。后来我们开始做医学服务,面对的是医学从业人员,但他们的终端对象是老百姓,这时问题就出来了。就像你说英语,他听汉语拼音。从英语到汉语拼音怎么转化,这就挑战我们商业化的能力。商业化肯定受成本影响,成本是第一位的,成本是平台决定的,技术普及的根本是成本,成本低到一定程度,技术一定会普及。但是普及的速度和速率实际上是受商业化或者说转化的速度影响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怎么成为刚需,如何去应对我们一系列的缺失,比如政策法规的缺失、教育系统的缺失、既得利益的牵绊、大众的各种误解,我们自己还有人才的问题、资本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规范性管理的问题。我们只能边干边学,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答案。

基因科技造福人类

陈晓萍:你们现在哪部分业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的?

尹烨:比如,我们每年还会在《自然》《科学》上发表论文,并且给科学家提供数据和实验。测序,样本变成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大家讨论这样的分析会产生什么样的发现,这些结果哪些可以做环保、做制造、做材料、做医学,我们就是围绕基因本质上的东西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们做基因测序的价格在全世界也是有优势的。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老百姓,就因为华大基因的存在和我们坚持的普惠原则,无创基因检测在深圳通过政府引导纳入医保而做到基本免费,即使不在医保也只需要800多元,而在香港同样的检测却需要7000港币。造福人类就应该从普惠出发,一个也不落下,一个都不能少。

陈晓萍:这样做你们会亏本吗?

尹烨:不会。因为核心技术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去普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为社会总的卫生经济投入做了多少贡献。比如上海的产前无创检测,大概是2400元,因为政府不补贴,谁有钱谁做,有30%左右的孕妇做了。在深圳去年是800多元,基本是100%自然覆盖率。同样的卫生经济投入,如果上海从2400元降到800多元,上海也可能会100%覆盖。

这就叫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都受益了。社会总投入没变,但同时让所有人受益变得更大。虽然牺牲的是小部分从业人员的利益,但这是一个利他主义的展现,这是人类最美的东西。人类作为生命,与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就是人类是有真利他行为的,而其他动物都没有。

陈晓萍:无创检测到底检测什么?

尹烨:无创主要是用来筛查胎儿唐氏综合征(也叫21-三体综合征)等一些染色体疾病。唐氏儿常常具有特殊面容,智力低下,还有一些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等畸形。唐氏的发病率约为1/600—1/800,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传统的唐氏血清学筛查漏检率较高,同时假阳性也较高,给临床带来了大量的产前诊断负担。而无创技术只需要抽5ml母体的静脉血,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及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分析胎儿游离的DNA,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征,不仅漏检比较少,假阳性也较低,从而大大降低产前诊断的负担,有效缓解了一个临床痛点问题。无创技术不仅能发现21-三体综合征,还可用于其他染色体数目异常甚至结构异常的检测。目前这个检测在美国、日本,都需要1000美元左右,但在中国,全国平均也没有超过300美元。

陈晓萍:华大基因的愿景是,用基因科学、基因科技造福人类,非常崇高。那你们是如何创造公司的文化,去实现这个愿景的呢?你们公司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是什么?在具体的管理中又是怎么体现的?

尹烨:其实我刚才说的也一直都是这个事情。老汪他们几个回国以后,其实最想做的就是代表中国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所以华大基因起步并不是为了赚钱。虽然这是很奇葩的事情。在90 年代,他们几个办一家所谓的民营机构就是为了做人类基因组计划,听起来似乎疯了一样。但他们想的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所说的“共有、共为、共享”。基因是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共为,产生的结果要共享。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当时如果不做,就会被另外一家商业公司控制,如果它说所有基因都要专利,那么每一个人去测一下基因都要付钱了。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那样就不可能共享了。所以当时这几个创始人的远见就是我们一定要让中国人在基因研究领域有一席之地,且最后让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第一个基因组测序测的人是白种人,样品是高加索人的混合,所有染色体是来自不同的人,那是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实际上黄种人、白种人也不是最重要,这是人口学的概念,并不是遗传学的概念,遗传学上没有黄种人、白种人。就像猫一样,黄猫、白猫、花猫、狸猫不都是猫吗?

陈晓萍:所以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时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出发的。这个核心理念,当然创始人都很清楚,都很认同,但你们怎么样一层一层传下去,怎么让所有员工都达到你们的境界呢?

尹烨:可能不会所有人都达到创始人的境界,但或者说大家是不是认可这个想法,就算有点儿偏,核心在于当一个公司在一开始核心价值观清楚的话,它能招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在别人看来可能很“不一样” 的人,包括我在内。

陈晓萍:你们怎么识别这样的人呢?

尹烨:很简单,就像姜子牙当年钓鱼一样,用直钩。这个公司格局很高啊,居然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那我们就试试看吧。这个口号天然就能把志同道合的人往这儿拉……

陈晓萍:嗯,是感觉到了另外一种东西,是要为人类做贡献。

尹烨:对,那些没有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的人,会愿意加入。我们的愿景其实吸引了一大群在那个年代想做一点儿惊世骇俗的事情的人。所以对于华大的文化,基本上“基因科技造福人类” 这八个字大家全都知道。

陈晓萍:那进来以后呢?

尹烨:我们把那些在骨子里面喜欢冲一下、搏一下的人招进来,之后就是用各种各样的“传帮带”方式“洗脑”。基本上就是听老员工讲,然后自己去琢磨。我们做很多案例分析,在不同层级都会由上往下贯穿。

你会发现我们所有讨论业务都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很少计算这个产品有多少利润,而是算这个东西以这个价格出售会造福多少人。如果这个省(区、市)全做会怎么样,如果中国全做了会怎么样。我们的战略和下面做的事对应匹配,他们经常会被问,做了哪些疾病的检测,发病率是多少,检出率是多少,检出后提前干预能减少多少家庭和社会负担,等等。我们都算这种大账,这样算完了以后,所有人就都能看见whole picture(大图景)。这样再倒回去算,比如在上海无创检测收费1800元投入产出可以打平。我就问他们如果降到900元呢?600元呢?这时候就变成1:3、1:4的卫生经济学费效比,就是我投入1元钱就能省4元钱。这么一算,价钱就已经出来了。然后问技术部门,这个能否做到?如果说做不到,我们就回到第一性原理,问为什么做不到?后来发现是通量的问题。如果要是做到1000万的量,做不做得到那个价格?如果可以,那问题就简单了,我只需要找一个1000万的模型,来完成我后面的经济模型。所以,我不是根据今天的成本去推未来市场,而是根据未来市场可以覆盖的数字,来倒逼今天的成本。这个成本的倒逼实际上会挑战我的科技,从而让我的科技不断加大研发、提升效率,同时也因为中国的体制优势,撬动民生问题的解决。

陈晓萍:所以你们跟政府去要求他们的支持?

尹烨:我跟政府谈的就是这个,其实我在帮你解决民生问题。

陈晓萍:那你怎么发现员工的文化信念偏离华大基因的既定预设呢?

尹烨:在我们这里,大家彼此叫同行者,也就是说大家是共享长期利益的,不一定是今天的股权,也可能是期权。什么叫做同行者呢?我们强调是同知、同行,要认知相同才能同行,其实要共为、共命的,而不是说大家就是分钱的。其实老汪很讨厌两个词,一个是“企业”,有企图的业务;第二个就是“合伙”,一合伙就是分伙。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但中文翻译有问题。Partner 怎么不是“合作伙伴”呢?Coach 怎么就变成教练,而不是导师呢?从文化直接往里植入的时候,一开始就领偏了。

所以老汪深思熟虑地在琢磨,这个词到底应该是什么?他从来不把华大基因叫作企业,也不把它叫作公司,而是一个Organization,是一个组织。我们叫自己华大基因、华大集团。同样对于“同行者”,如果他不想同行了,OK,那我就变成很职业,你靠卖你的脑力劳动来换得价值,我们当然允许。因为生命科学的本质是,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exception is always there。生命科学必须有这个,如果你强调diversity,就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人存在。但如果是我精选出来的同行者,他就必须同知同行。

汪建的工具决定论

陈晓萍:你曾经说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先生是特别有远见的人,可能是本世纪中少有的几个,你觉得汪建先生的哪些本质和特性变成了华大基因这家公司的基因,这些个人品质变成公司基因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你在公司的管理和运作当中,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与汪建先生的关系的?

尹烨:老汪算是一个红二代吧,父母曾经都是干部。他母亲当过县委书记,当时做过剿匪工作,性格彪悍。在老汪念到初中的时候,恰好就是上山下乡,接着“文革” 来了,父母就被关起来了。但我要说的是,他应该说是从小养尊处优,本质上没有穷过的孩子。这也是他后来比较大方,不看重钱,不抠门的原因。从小没有特别经历过苦日子,而真正上山下乡吃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富了,再吃苦他明白,其实这是怎么个样子。他在湖南怀化插队,发现自己吃不饱,他就想做农业。他看到村子里有大量的缺陷儿,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天天在那儿发呆,原来是一个傻子,也不知道是基因遗传决定的。但这些都给他非常深的烙印,让他思考如何有一天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时,他为了换点儿东西、要点儿盐,跑山路一天跑几十公里。没有鞋,就弄了一点儿草或者弄一个破轮胎剪一块做一双鞋。所以他体力很好,从小这种锻炼,天天跑来跑去,以至于他的脚底板可以直接在碎石路上走,磨得很硬。这是他为什么56岁能上珠峰的原因。

后来恢复高考,老汪考上了湖南医学院。那时候他就开始拼命补习。他确实很聪明,那时候就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很多论文。所以在那个年代如果要评一个青年科学家的话,他一定是。但那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一台电镜,电子显微镜,可以看病毒,因为电镜是冷冻电镜,湖南很热,要有空调,所以老汪就决定待在空调房里,每天就守着一个电镜,别人白天用,他晚上做实验,天天做。这等于什么呢?他掌握了中国当年最先进的医学仪器,是科研的核心工具。老汪当时就明白,谁有电镜谁牛。他用这个电镜换着东西看,看一个器官标本发一篇论文,看心脏的就发心脏的,看脑组织就发脑的文章。工具决定论,他那时候就明白,谁有工具谁就赢。

后来就一点点就变成今天这么一个状态。他在求学的过程中不断经历、思考,广泛吸取各个点上对他来讲能够带来很大影响和价值的人和事物,去反省和反思。比如说他自己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血管斑块退行的,你血管堵了不要紧,经过运动和饮食让斑块可以缓慢地良性地一点点变小。他就知道自己应该关注准备,可以通过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避免这些问题等等。

陈晓萍:他对人类基因组很有远见,比方说未来人可以长命百岁,不止百岁等等,你觉得他怎么会形成这种理念?

尹烨:他当时到北京“北漂”了一下,主要讨论遗体保护的事。后来领导说不做这事了,他就决定出国。在美国走了不少地方,最后去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陈晓萍:就是我现在任教的大学。

尹烨:对,当时隔壁的实验室就是鼎鼎大名的基因组科学实验室,好几个华人都是CAS Biology背景,就是吴瑞捐助的最顶尖的生物学中国留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捐赠的是CAS Philosophy,当时那群人拿公费奖学金在中国挑尖子到美国免费留学的,那里面有黄谷阳、于军,也都是华大创始人,他们屋子里啥都没有,就是满满一屋子测序仪,老汪就明白了,谁有测序仪谁赢。

陈晓萍:对的,华大医学院在世界研究人类基因组排序的领域首屈一指。

尹烨:对,非常强,所以后来变成全球研究基因组的中心。后来老汪就想到要把这个项目搬回中国,因为他觉得他是中国人,要为这个民族做点儿事。这几个人集体决定回国,大家该放弃就都放弃了。1997年他们在张家界开了一个会,会上说“年过不惑,家中殷实,学有所成,施展抱负”。就是要做点儿有意思的事,然后大家就开始做人类基因组这件事。你看,那是20 年前写的东西,但现在看来,当时写的各方面计划和战略几乎没变。

也就是说,他那时已经看明白未来应该怎么做了。后来我问他你想到过会有今天吗?他说没想过这么大这么快,但基本形态相似。这是比较根本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给你描绘出一次路了,其他人就不怕了。最开始描绘路的人是最难的,而且能够坚定地按照这个过程走下去,确实非常难。但老汪是典型湖南霸蛮,你怎么和我叫板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干。

陈晓萍: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认识他?

尹烨:就是2002年我加入华大的时候。

陈晓萍:你变成CEO以后,如何处理和他的关系?

尹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看清楚未来的人一般都是孤独和寂寞的。我觉得自己对汪老师的贡献,就是有效地把他的战略翻译成战术。比如工具决定论吧,汪老师讲了这个,我就要从历史上找证据,证明在科学领域什么事情都是由工具决定的。如果没有工具,没有当年大的望远镜,伽利略怎么去看行星的运行轨迹,开普勒怎么提出行星三大定律?没有这种显微镜,我们又怎么知道细菌病毒的存在?所以都是工具决定的。

实际上拥有了先进的工具之后,又能掌握它的成本,那么它既可以做科学,又可以做产业,从生产要素角度来讲,我们就不败了。因为我推到最后,我只提供工具也输不了,算输的时候就这么算,算赢的时候就向下去算应用。

陈晓萍:现在你们最核心的工具是什么?

尹烨:测序仪,最基本的东西。华大自己生产测序仪,因此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想造要多少台就是多少台。这样我们就有了比较优势。比如说你能造飞机,我也能造飞机,这就叫比较优势。但如果你能造飞机,我只能造袜子,我就要牺牲十倍的利润跟你换,这就叫比较劣势。他的成本比我低,他就可以打死我,所以比较优势最后是成本问题,没有这个东西就被掐死了。2012年的时候Illumina想“掐死”我们,就像今天对付中兴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陈晓萍:后来是怎么渡过难关的?

尹烨:当时美国有三家测序仪公司,老大(Illumina)、老二( Lif e)、老三(CG),我们开始选择买老大的平台,很快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测序中心。因为测序平台通量足够,生物信息分析能力强,大家都来找我们,我们就把当时能测的基本测了个遍。老大意识到我们太厉害了,影响到了它的地位,就开始涨价机器、涨价试剂,涨价保修,你要报医疗器械则不开放授权。正好这时候老三说我已经被打得不行了,你愿不愿意买我?我们就把他收购了。今天回头看,都是被“逼” 出来的。

华大员工:“之”字型成长

陈晓萍:另外从公司管理的角度,华大现在在全球是7000多名员工?你如何看7000多名员工对公司的贡献?现在华大基因采用的组织架构是更偏向矩阵式,还是自我团队管理模式?另外你们的激励机制是怎么设置的?

尹烨:对,华大现在不到7000人。其实华大从骨子里面讲,有的时候会有点儿反传统管理的。矩阵式是大家都喜欢说的,有条有面,你看架构好像是矩阵式的,但实际上一般的公司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挣钱。而华大是一个组织,这里面有营利,还有非营利的,我们除了非营利的研究院和华大基因学院,还有一本专业期刊,还承担着深圳国家基因库的运营。这些项目怎么考核?至少不能简单用经济指标考核。

陈晓萍:这些研究院是你们自己资金支持,还是政府支持?

尹烨:政府支持一部分,如基础研发部分,但华大也会筹集大部分,会用产业产生的利润,甚至卖掉股权去支持它。

华大的组织架构就决定了不可能统一标准去做,研究院有几年指标是文章,一年发多少篇。后来觉得光发表不够,就看引用次数,后来觉得这也没有用,就看文章是否有应用价值,而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对技术人员,我们看专利,也看拿到多少学生的生源指标和培养学生的质量。对产业部门,我们还是会以产品或者是标准的上市公司的考核方式,所有财务指标都要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员工做很多培训,强度和密度都很大,每个部门都是如此。只有这么带,才能筛出一大批滥竽充数者。另外我们还进行全员考试。比如所有人都要学一遍高中的生物学,不管什么专业,至少要达到高中的水平。这是实现同知的前提。另外我们每一次年中会和年终会,都真刀真枪请专家或者员工给我们做培训,这边刚培训完了,那边马上就要考试,连续一周。

而且有些人还要学习做实验,比如到实验室现场“抽血”,当然用的是模拟的假人。就是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的人员也要做。否则他们对什么是测序仪,如何做业务没有概念。此外还有讲展厅,给你设计场景去讲,怎么讲。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专门有人在旁边听,要“闻味”,“闻” 你讲的有没有华大文化的味道,如果没有达到,就不能晋升。比如如果今天来的是卫健委主任应该怎么讲,今天来大学教授你怎么讲,今天来老百姓你怎么讲。

陈晓萍:没想到你们也“闻味”,因为在阿里巴巴有“闻味官”。那你如何挑选这些“闻味”的人?哪些人鼻子比较灵?

尹烨:主要是高层领导自己去看,看你在讲的时候是否充满了自豪。如果有些人讲的时候自己都没感觉,就有问题。华大人骨子里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自豪兼谦和。

陈晓萍:从员工管理的角度,你们是怎么设计激励机制的?

尹烨:华大在晋升员工时,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华大员工是之字型成长,不仅是商业上的之字型成长,而是各方面的。通常在总部待了较长时间后,大家会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公司的沟通效率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在102个国家都有业务,在二十几个国家设了办公室,时差、语言等各种各样问题堆在一起,沟通就会发生偏差。所以我们定了一个制度,在一定级别以上,必须要求有半年的外派经历,回来时需要述职,分析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是沟通清楚到底在干什么,新的机会在哪里。这是我们大量把后台人往前台派的原因。

陆佳芳:你们做这些事的想法从哪里来的?

尹烨:我们一直在思考集中(centralise)和分权(decentralise)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讲是你的车、马、炮、人、财、物都需要进行这样的平衡和博弈。实际上华大一开始从北京搬到深圳的时候,就是2007年的时候,就遇到了挑战。所有的精英几乎全部离开北京到了深圳,本身是被逼的。很多外派都是被逼的,包括华为,外派都是哭着喊着的,大家都觉得好可怕啊,什么都不会,都是被逼的。逼出来以后我们意识到其实逼得不够,不能只是高管被逼,其他管理者也应该有此历练。

陈晓萍:是啊,现在多数全球化公司都要求管理者必须有外派经历才能提拔到高管岗位。外派对于去的人是一个重大的锻炼机会,回来之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自己更自信,可以胜任更多艰难的工作,等于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步骤。

自律、自驱、自尊

陈晓萍:下面我换一个问题。作为大型生物高科行业,你们需要不断创新探索突破,又需要确保执行的标准和效率。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我看你好像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尹烨:并不是。我们在执行层面,讲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是自律,学习好是一种自驱,工作好其实是结果,带来自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身体好,但是真想身体好要自律,学习好也一样的,你得自己去学,自己驱动。最后工作好实际上是自尊。 对我的团队,我会说没有功劳的苦劳是犯罪,因为你浪费了机会,花了华大的差旅,花了华大的工资,却一无所获,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讲创新突破和执行标准、效率之间应该是联动的关系:你创新突破做得越好,你的标准和效率就会提得越高,这样你就会获得优势,产生出资源重新反哺创新和突破。为什么呢?比如你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就会有一大堆人找你合作,因为你能发别人不能发,这实际上是做比较优势,是所有竞争者跟我没有办法比的。同样的投入跟华大合作可能一个科学问题就解决了,而跟其他机构合作,花了同样的时间和努力却可能分析不出来,等于说大家同样是看一篇业务论文,博士水平看和小学生水平看差别很大。这个过程就需要不断平衡创新突破,同时提高标准效率,这两件事其实并不矛盾。尤其是对生命科学来讲,我做科学发现的时候要的是创新突破,我做技术的时候就是要求标准和效率,尤其是标准。我们现在玩命地在做各种各样的标准,我们必须要在标准上有话语权。

陈晓萍:你们在做哪些方面的标准呢?

尹烨:比如测序的基本序列,什么叫作一个标准的DNA序列,它的测序标准,它合成的标准,样品存储的标准,各种各样应用层的标准。因为标准和专利是两条腿,但两条腿都要走,标准更强调是可公开,更被大家接受的,而专利更多是私有的,但这两件事都要做。你做一个只能自己玩别人都不玩,你等于在行业内没有话语权,所以现在团标是做得最快的一个事情。我本人社会职务就是深圳市标准化协会会长,专门在这个领域上要思考,因为去年所有的中兴、华为事件,比如5G 之争,其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标准。而与其打一个大家都明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大家都没有看明白的时候把标准制定了呢?

陈晓萍:这才是有先见之明的。

尹烨:是,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统一标准,你往哪儿去找都是跑马圈地,才要制定标准。

陈晓萍:你的意思是测序、合成都还没有全球性的标准?

尹烨:对,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先做企标、团标、行标、国际,现在逐渐没有国标,大家觉得国标是很傻的东西,什么叫国标,国标都达不到还能卖嘛,市场卖的一定要超过国标。

鲜花与喧哗:“我只一路去造福”

陈晓萍:我听说华大基因上市以后,面临了一系列的公关危机事件,比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出现漏检,被质疑套骗国有财产,最近又在微信上看到裁员等等。你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危机?

尹烨:对,这个问题其实不算敏感话题了。让我们从几个有意思的说法说起。首先如果你不是明星公司,大家就不会来造你的“话题”。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触碰到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可能是技术上的,也可能是认知上的,我也来还原一下。

比如说华大无创检测出现漏检,实际上出现漏检了吗?并没有。但是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呢?是因为不认知。我们提供的检测范围,打个比方,比如在空中往中国扔一块石头,我们可以检测出这块石头是落到了中国的哪个省。在这个案例中,我们检测的结果,是落在湖南省,结果是正确的。但检测者要求说出这块石头是落在长沙市,还是湘潭市,这个就是强人所难了,因为他付出的价格和对应提供的服务精度并不匹配,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从伦理上或者人之常情看这个事情,就是长沙这个孕妇,曾被两次告知要去做产前诊断,她自己不做,告医院告了一年半,但医院是公立系统,告不倒,所以干脆就找一批人直接用自媒体黑一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怼她,我说这个孩子是人家养的,她已经这样了,我们不应该再去打击她。但从专业领域来讲,并没有医生和专家质疑我们的检测结果。没有完美的技术,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关键看它是不是相比于过去进步了。故新兴技术一定需要有一个头部的企业先被“误解”一次,然后理越辩越明,渐渐对全行业就都产生免疫了,基因检测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不是万能的但确实也是很有用的。这就是头部的企业必须撕的口子,我们必须挨这一炮,这样才会让我们更强大。

至于说被质疑骗国有财产,我觉得这句话如果真的发生,就可以直接定刑了。有些谎言编得太离谱了,细思极恐。比如那个自媒体败诉了,要彻底给华大道歉,其实我们高兴不起来,他就100块钱登个报,我股价至少拉了100个亿下来,到底哪一个细思极恐,我觉得他那么做才细思极恐,不加考证随便在自媒体说话。所以我去年第一篇文章是以义愤填膺的方式写的。当时《南方周末》采访我,我说这件事我必须要站出来,因为这是要动这个行业的根子,如果说做基因检测你们就可以把它假想成拿到全部的东西,这个行业就没有了,等于中国自己最有前景的产业自己先给自己灭了。就是这一群科盲啊。当然反思一下,我们的危机公关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应急机制,是不是应该有更加到位的配合,也是需要的。所以我既承认这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一定会有公司挨这一炮,但反过来讲挨完了这一炮,大家产生一种合理的鲁棒性(系统的健康性),反而使它变得更强。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华大挨这么多质疑依然没有什么事,就说明这个公司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行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经过的一个认知过程。1978年爱德华成功地使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在英国伦敦,当时也有人骂他是恶魔,我们人以前是这么生孩子的吗?到2010年400万试管婴儿因为这个技术诞生了,他就得了诺贝尔奖。在历史面前每个人都是傻子,再过50年看今天聊的可能都是傻子,你们怎么会用这样的技术呢?每一个人的思维、思考的框架,大部分人都是局限在他有生之年,不太可能具备长线思维。所以就不跟他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去争论了。

陈晓萍:反过来,虽然某种程度是被动的做法,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华大更有免疫力了。其实,华大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天方烨谈》节目,还有你很多的讲座,都属于用积极的方法来改进大家的认知。

尹烨:是啊,就是发生这个事件的时候,公益该做还是做,我的《天方烨谈》一期也没有落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热点挤过来,我只一路造福跨过去,偶尔有些噪音也是好事。

陈晓萍:在过去十多年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你一定遇到人际感情与商业理性发生冲突的事件,能否具体描述一两起典型事件?回过头看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感情和商业理性之间的冲突?

尹烨:2003年非典那时候, 我们拼了命做出了试剂盒。我们去拿病毒样品、拿细胞做诊断试剂,用了72个小时做出来了,而一般公司要做好几年才可能。

做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应该卖多少钱。做的时候不在乎它会不会挣钱,而拿到试剂盒文号可以卖的时候,大家情绪还是高涨的,因为价格从100、1000、1万都有在喊的,因为你拿到证了,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可是在那一刻老汪突然拍桌子说:“这是国难财,谁也不准卖,我们捐给国家!”当时大家都愣了一下,那句话使每个人心灵上受到的冲击太大了。当时一卖就是几个亿啊,而那时候华大一年总收入也就是2000多万。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时间变得非常慢,脑子里都在转,他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到后来才弄明白,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大冲突是:是要几个亿好,还是要一辈子荣耀好?那个点我们到最后才明白,他这个决策是对的,而我们没有跟错人。

敲响资本市场的上市钟

陈晓萍:这个事件很有戏剧性。华大基因这些年在公益事业上做了很多努力,就连公司上市的敲钟仪式上出现的主角都是你们的服务对象,而不是高管团队。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你们如何对股东负责去平衡盈利和慈善之间的关系?

尹烨:对,我想是这样的,老汪经常说一句话:股东就是员工。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大家都是员工。我们对投资人也都说,其实你们都是员工待遇,希望他们和我们在文化上能够达成一致。上市本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富吗?是为了谋求更多人的认可吗?这就是大家都在想的事情。《权利的游戏》中最后有一段讲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世界被统一掉,是钱吗?是军队吗?都不是,是故事。只有故事才会在人群当中广泛传播。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华大敲响的既是资本市场的上市钟,也是对疾病的丧钟。我们掌握了可以防控遗传病的敲门砖,在以前我们成本不可及,现在有基因检测,人人可及的基因检测,我就能防得住那些原来治不好或者治不起的遗传病。这应该作为故事传承下去。没有故事就没有共鸣,就没有共识,没有共鸣和共识,罕见病还是罕见病,中国有几千万罕见病人,你们见过吗?你们知道吗?一个人能说出十种罕见病吗?不知道就无法去唤醒大众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他们其实也是人,他们只是有一种疾病,我们不能去歧视他们,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在他们身上,这个东西不通过故事传递,你怎么能唤醒大家?大家觉得上市就是减持套现,所以当天老汪就宣布五年不减持,我们就宣布一年捐助一个罕见病。目前全球罕见病大约有8000种,约80%是由基因缺陷导致的遗传病,据WHO估计单基因遗传病的综合发病率为1%,如果按目前80亿世界人口计算,则目前世界上罹患遗传病的人口超过8000万人。

陈晓萍:你们是怎么个捐法?

尹烨:我们都是自费捐,没有用公司的钱,都是捐工资的,税前扣。比如公司高管发起了一个华基金,一个光基金。

陆佳芳:看来现在你们的很多业务都是跟测序和检测有关,在未来是否会有治疗的部分?

尹烨:对,基因本质来讲是治未病的,就是没有发生的,预测(prediction)、预防(prevention)、预警(precaution)。婴儿刚生出来只花300美元(约2000元)把新生儿基因组测了,跟你走一辈子,你所有的遗传病基本都可以解决掉。比如将来后代会生什么病,只要拿你和你爱人的基因算一下就知道了。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模式,市场规模涉及全世界近80亿人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实人的肿瘤癌症大多是基因决定的,肿瘤就是基因病,免疫治疗也好,各种靶向治疗也罢,归根到底都是基因在起作用。而通过测序我们都可以研究清楚。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工具决定论,如果有一天我们做测序和合成都很便宜,那么我们绝大部分人的病,通过了解基因就可以有效干预,我们就可以逐渐告别很多罕见病、遗传病。这就是我们能看见的,整个人类的人均预期寿命和对于自己生命最后一部分没有被数字化的东西,有点儿像30年前测一个血型,30年后要知道自己的基因,也会很便宜很方便。

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晓萍:作为处在基因科学前沿的弄潮儿,你怎么看基因诊断和治疗的前景,以及对华大基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此外你认为华大基因对整个基因科学、生态系统的发展前景,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尹烨:我想是这样子的,其实每一个人还没有被完全数字化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基因。一个人有三个Gigabyte(G)的基因,那是每一个细胞都有的遗传物质,爸爸有3个G,妈妈有3个G,其实一个细胞是6个G,这6个G的东西非常了不起,它的结构本身就决定它是非常玄妙的东西。

陈晓萍:就像阴和阳一样,double helix双螺旋。

尹烨:对,它有一条正义链,有一条反义链,通常只表达正义链,可以理解成是阳链,但是没有阴链存在阳链就会错,因为如果在复制的时候错了,往往需要靠那条阴链纠正。这两条链本身就纠缠在一起,长期互补。

基因排列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个宇宙不是只有物质和能量,还有信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但通过信息可以使物质和能量呈现交互的状态,在我心目中物质和能量是等同的,物质是能量,能量也是物质。电场、波、磁场都是能量。比如这个桌子,大家认为这个桌子是实心的吗?根本不是,打开任何一个原子,原子核和电子,相对那个原子来讲,相当于是一个篮球里面是两个乒乓球,电子其实小得多,其他都是空的,大家觉得它是实的,因为我们的手穿不过去,但是中微子可以立刻无限制穿透它。我们肉眼的极限限制你看不见的就觉得没有,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科学的误解。如果工具进一步突破,当每个人都可以很方便得到自己DNA 序列排列组合,而且变成大数据可以共享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你有一个爱马仕的包,这个包是原子组成的,你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所以在物质经济中,统一到原子上,转移了就会失去,分享了就会贬值。但我们到信息社会后,统一在小的比特上,反而是分享越多越值钱,比如这张照片在网上被点击的次数越多越值钱。所以信息社会比物质世界往前进了一步,它强调的是共享。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种共享经济、区块链、比特币等等,共享的范围越大越有价值。而生命经济则特别有意思。DNA看起来是一个独有的东西,我的不能是你的,除非我们俩制造一个后代。但它本身却是人类共享的,因为人类的起源相同。所以它在物质上是私有的,在技术上却是公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DNA 也是越共享越值钱,且每个人共享得越多,越能够为自己私有的DNA 产生更正确的价值作用。因为你只给一点,就会获得全部信息统计的概率。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如果要找一个物化的东西,那就是基因。基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人基因的区别在千分之一以内。当每个人都被数字化以后,我们就可以被computing(运算),每个人都可以测序,到1亿人、10亿人的时候,可能跟全人类在统计学上就没有显著差别了。

陆佳芳:你认为华大基因这个组织对整个基因科学生态系统发展前景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尹烨:我想是这样,比如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深圳是第一个开始的,未来在全世界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几乎是百分之百覆盖。

深圳有2000万人,这在中国听起来没什么,可是在西欧的国家来看,就相当于4个丹麦,60个冰岛,对吗?去年在深圳查出只有17个唐氏儿出生,其中10个没有做无创,有6例做了无创提示高风险,但孕妇自己决定要,只有1例错了。我说错了是技术极限,因为永远存在技术极限。那可能是因为胎盘和胎儿的基因偶尔不一样,我们测的是胎盘的基因,不能完全代表胎儿的基因。所以生命科学中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那这件事所产生的未知经济价值,如果说6万人中有一个唐氏儿的话,2000万人口中就应该出300多个,300对17,这就充分体现了什么叫防大于治。这还只是一种病,如果8000种病都防了呢?如果肿瘤都能够治愈了呢?如果通过基因检测可以让人们延年益寿,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的质量,或者说生理年龄和健康年龄无限趋近了呢?提升每个人的有效生存价值、生命质量,比如说你80岁死,但在79岁还是健康的,这件事的意义又有多大呢?

这就是我们通过基因科技可能带来的对全人类的福祉。我们想的还是普惠,do good for all。换一个角度去看,中国以前的状态是,我们做科研,我们买进口的设备,买进口的试剂,做中国人的样品,数据上传到美国、日本、欧洲的数据库,发一篇论文,成为一个专家、教授。现在华大干的事与此完全不同。我们用自己的试剂、自己的仪器、自己的数据库、自己的样品,写自己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汪老师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布了这个大局。这在整个华大体系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范本来讲,我们几乎找不到对标的东西。我们找到最接近对标的是上一个世纪的贝尔实验室,做科学和应用,但后来被分拆了。所以华大一定要做造福的生态。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

历练与开悟

陈晓萍:我问一个个人问题:你是如何兼顾和平衡公司管理、公益事业、家庭责任、个人修养等多样任务和活动的?

尹烨: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但你管理的其实是精力,不是时间。大家一般会认为跑步可以让身体变好,但很少有人会知道思考会让一个人变聪明。你既然觉得可以通过运动让自己肌肉变好,心肺功能变好,关节受限度变好,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记忆锻炼你的海马体、杏仁核,去锻炼我们各种各样可以去控制长、短时记忆的情绪,让你自然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呢?什么叫开悟呢?开悟的人就是已经掌握了控制自己这些器官的人,他们瞬间可以让自己分泌大量的比如内源性吗啡的物质,就是内啡肽。大师们都有这样的能力。开悟需要经过一个大量的历练过程。比如我自己,就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那就是真正要进入最高管理层的时候,我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非常非常聪明,但在那一段时间却经常被批评思维保守。我很不服,就天天开始思考,我怎么就能想出比你更牛的idea呢?这样想来想去,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非常痛苦。

但之后我就发现自己整个思维模型变了,开始从全局万事角度看问题了。我们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就是通过思考悟出来的。

陈晓萍:你做冥想了吗?

尹烨:没有冥想,就是自己想、苦修,在佛家管类似的修行叫辟支佛,不靠老师自己想通。每天可能要想两三个小时,就在脑子里面不断地推演、反思。

陈晓萍:你想到哪些根本的东西?

尹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物质的极限、人类的认知这些东西都想,而且发现在某个点上会涌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种自己给自己开悟的感觉,掌握了什么是智慧。

陈晓萍:你觉得什么是智慧?

尹烨:在多个学科交叉以后,其实所有东西都是通的。科学和人文走到了一起,到最后你在那个点上感到很喜悦通透,就是所谓的开悟。这个开悟并不是说我进道了,我飞升了,而是把人类所有的历史、科学、人文学在这个点上产生融会贯通的东西。

陈晓萍:所以现在在你看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尹烨:人生的意义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都不一样。对我个人而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这个过程中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一般的企业家到立功层面就差不多了,比的是财富。我做不到立德,我自认为也不具备这个条件,能不能立言看很多事情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天方烨谈》。老百姓不懂专业领域的科学,你不能骂他、怪他,你只能融入他、感化他。所以,我扔出观点,你可以骂我,也可以反驳,你只要关注我就可以了。一个民族最怕的就是,一群号称很掌握生命科学顶尖知识的人,看着普罗大众,把手一插,说你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不去想怎么让科学流行起来,面对谣言不敢站出来,什么也不做,那多可悲。所以我就要去做一个科普的工作,要坚持,要务实。而且我也从来不强调我是对是错,因为我们讲的30年后可能都是错的,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以往,生命科学每五年就颠覆一次教科书,你怎么可能都讲对呢?但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可以给你讲历史,来告诉每个人我们有多无知,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当下的历史尺度,非常非常短的。在这点上我承认我的狭隘和无知,恰恰这一点是唤起我们共鸣的东西。

陈晓萍、陆佳芳:太棒了,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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