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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无人区”的生存法则
2019-05-06
作者:徐晶卉
在全球创新的不断变革下,创业环境的现状与规律是怎样的?
关键字:创业

Q:《文汇报》记者  

A: 孙金云

复旦管院

企业管理系副教授

王安宇

复旦管院

管理科学系副教授

唐跃军

复旦管院

企业管理系副教授


创业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无人区”。因为没人能够预估,下一个创业者是否将成为未来的商业巨擘、下一段创业旅程是否会有更迷人的风景。正因为创业“九死一生”的特征,人们对于创业研究,依然有着太多值得开垦的空间。

在全球创新的不断变革下,创业环境的现状与规律是怎样的?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中蕴含哪些商机?商机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商业模式创新或技术创新?公司治理和公司文化竞争如何达到平衡?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几位教授从商机、模式,以及公司治理几个方面来解读创业“无人区”的生存法则。

谈创业商机

看清大势,避开死穴

Q:你怎么看待如今的创业现状?

孙金云: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创业界、创投界、企业家都发现一个共同现象——缺钱。创业者找钱很难;投资人手里拿着钱,往外投资更难——他们不知道应该投给谁是安全的,双方都在急切地寻找对方,但达成投资交易的概率却越来越低。但我觉得,在这个点上真正适合创业的时机可能到来了。

过去的2018年,宏观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

总结起来有四个层面:金融去杠杆、供给侧改革、中美贸易谈判以及房地产降温。我们不妨看看宏观经济对于中观和微观领域的影响。2013年到2018年间,创业企业A、B、C、D四个轮次的融资数据,通过统计可以看到它们的成长过程。按照年份来看,2013年宣布A轮融资的企业有363家,这些企业中最后拿到D轮融资(上市、被收购都被视为完成D轮)的共有137家,D轮除以A轮,创业成功率比较高;2014年,资本开始活跃,这一年获得A轮融资的企业数量约为900家,坚持到D轮的企业数量为244家,两年间能从A轮拿到D轮的企业比率大大降低。到了2015年,比例降低到10%,近年来更是降低到6%左右。

虽然A/D轮比率逐年降低,但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到,从A轮到D轮的融资中,A轮受政策推动影响特别大,但是到了D轮,企业的数量却保持着稳定增长。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资本过热产生的副作用,A/D轮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加健康。

Q:人们都说,创业是“向死而生”的,但也有少部分企业不仅能活下来,还能茁壮成长。企业如何化被动为主动,逆势上游?

孙金云:我在这里提供三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找对行业。每一件事情都有周期规律,经济也是一样。经济有大周期律,但不是所有行业都完全按照这个周期律来同步发展。除了顺周期行业和逆周期行业,还有很多行业是抗周期行业,比如,食品、通讯、教育、医疗、科技发展等,都属于抗周期行业。我们可以在抗经济周期波动的行业中,选择更加具有投资潜力和增长前景的子行业。

第二条思路是找对市场。去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一些创业企业在美国上市,他们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做了市场的转移,瞄准下沉市场。这些企业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包括拼多多、快手、趣头条等。下沉市场此前是被许多企业忽视的,现在看来,中国的三四五线城市蕴含着巨大市场潜力,创业者需要根据人群细分特征,进行策略调整。举个例子,小镇青年中就埋藏着不少商机,他们对于更多品质商品的需求,仍然有着巨大的挖掘空间。

第三条思路是技术驱动,应该更多去关注一些技术热点和技术前沿。技术创新有两大特点:不分国界,进入壁垒高。技术创新的进入壁垒一定高于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企业首先要找准自己的技术定位,谋求长期竞争优势,就可以做到十年磨一剑。比如,华为2007年就成立研发团队研发5G技术,这家企业投资了一大笔钱用于研究,直到今天才“亮剑”,人们看到的是华为在5G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创新,中国还缺少这样的企业。

谈商业模式

内涵是企业赚钱的逻辑

Q:国内的创业企业近年来热衷谈商业模式?你对此如何评论?

王安宇:商业模式的内涵是企业赚钱的逻辑。这个话题权威人士做过很多讨论,我比较认同两位专家的说法。

第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他的观点是,商业模式就是做生意的方法。克里斯坦森提出了四要素模型,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商业模式,应该先回答好四个问题:首先,价值链的定位,也就是明确目标客户;其次,客户价值主张,你到底给客户提供了什么方案,能解决什么问题。第三,支撑体系,如何通过流程和资源来建立“护城河”,撑起价值主张。最后,利润公式,也就是如何赚钱的问题。

第二位是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商业模式新生代》的作者,他认为商业模式是特定实体,但是这个实体主要是企业为客户提供的价值、内部的运营结构、外部的合作伙伴网络、企业拥有的资源与能力,以及实现这一价值所依赖的要素。他把商业模式分成九个要素,人们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只要把“九宫格”填好了,商业模式的雏形就有了,他特别强调结构化,这样操作性很强,但思想性比较弱。

Q: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没有一些共性的“公约数”?

王安宇:广义的商业模式确实有综合性的特征,让它显得像一个筐。但是商业模式在学术上有它的界限,或者是边界。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从近几年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成功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公约数”——

第一,提升客户价值;第二,新型客户关系的打造,其关键词是参与;第三,新业务的衍生,关键词是相关性,优先考虑与老业务相关;第四,生态系统的构建,把行业的参与者集中在一个平台上;第五,以交叉补贴为核心的收入来源探索;第六,计价方式的创新。

Q: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哪个更重要?

孙金云:根据这些年创业企业的规律,从商业模式创新到技术创新是一条重要的路径。技术驱动的公司能够增加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竞争优势,而不止关注于海量的本地市场。技术发展规律和路径可以与行业机会结合在一起。根据加特纳曲线的测算,未来二至五年可以达到高峰的技术,包括虚拟助手、深度神经网络、5G。未来五至十年内可以达到高峰的技术,包括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区块链、物联网、生物芯片、碳纳米管等。需要十年以上达到高峰期的技术,包括飞行汽车、4D打印、自动驾驶、外骨骼、脑机接口、生物技术,这是市场对于未来重大技术趋势做的分析和预测。

当然,商业模式也很重要。比如,如今当所有人都在试图构建包打天下的平台时,恰恰给垂直领域创业者找到了新的商业模式。在所有人做加法的时候,恰恰给了有心人做减法的空间——加法更多关注快速占领市场,减法是关注聚焦业务的同时,提升顾客对你的认知度和满意度。

Q:在创新过程中,技术驱动和商业驱动,哪个更具优势?

孙金云:这牵涉到创新创业关注的领域和具体项目,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更多取决于企业面对的市场——它是更加依赖于技术驱动,还是更加依赖于商业驱动?如果这家公司更加依赖于技术驱动,比如新药研发、量子计算机研发等,就应该更多听技术的,专注技术创新。如果这家公司跟市场密切相关,技术研发是用于创意或创新,而非高密度研发,这个时候需要多听职业经理人的意见,努力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

Q:商业模式和战略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王安宇:两者都是企业高层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它们之间有区别。我可以用一艘船来做比喻,某一次的航行计划和这艘船的结构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航行计划、线路的选择肯定和这艘船的性能有关,而船的性能和船的结构有关。

商业模式就好比这艘船的结构,它由几部分组成,之间都有逻辑关系,这属于企业结构性的东西。商业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好比一艘船的结构被设计好之后,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变的。而企业成立后,想要实现哪些战略目标,以及怎样实现,去往何方,这就是战略的问题。

谈企业控制权

创业与投资人像谈一场恋爱

Q:有人说创业像和投资人或其他合伙人一起谈一场恋爱,看谁爱谁更多些,创业企业控制权问题也是创业者们最关心的话题,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唐跃军:控制权的争夺是创业过程中,企业从出现到消亡,始终都会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唯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可以对抗和修养人性,公司治理就是做这个事情。创业的失败概率很大,是个高风险行为,但不能因此失去亲人、朋友、夫妻、兄弟,变得众叛亲离,那会更加悲伤。

不懂公司治理而去创业,这是不负责的。未来的公司竞争,终将归结于公司治理和公司文化竞争,一旦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出了问题,最后公司大概率只能被卖掉。外部环境我们无法控制,因此,企业需要在内部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合理竞争,实现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相容和合理制衡。具体而言,创始人要做到有效凝结关键利益相关者战略资源和能力,帮助企业获得内生增长动力,并逐步形成内生增长能力,这样的创业企业才可以长久活下去。

Q:有人说,如果股权结构出现问题,等待创始人的会是无尽的痛苦,是这样吗?

唐跃军: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取得成功的最重要保障。

有数据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企业失败和公司治理直接相关,这其中的三分之二,又和股权架构设计和股权分配相关,直接和控股权竞争紧密关联。事实上,被自己的创业公司踢出局,这样的事情在新闻媒体当中报道频率是很高的,即使乔布斯这样的人物,他也曾被踢出局,在中国,王石也碰到过类似的危机。

如何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里有一些数字需要记住,67%是绝对控制权,可以修改公司章程,分立、合并、变更主营项目、重大决策;51%是相对控制权,可以相对控制公司;34%是安全控制权,一票否决权;30%是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线;20%是重大同业竞争警示线。

此外,还需要重视的是对公司章程设计本身的约定。比如,什么时候可以修改公司章程;还比如,有的时候一个事项冒出来,谁来决定它究竟是一般事项还是重大事项?这必须写清楚,否则经过几轮融资之后,创始人团队可能连控制权都没有了。

Q:当下比较常见的一种股权控制方式是双层股权架构,是否合理?

唐跃军:目前大陆法系还不能使用AB股(同股不同权),双层股权架构在英美法系国家用得比较多。很多高科技企业或者互联网企业都会使用这种股权控制方式:脸书是10倍,百度10倍,京东20倍。以京东为例,刘强东用20.7%的股权控制了京东83.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如果刘强东缺席,京东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就没办法开。

双层股权架构看起来很不公平,但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创始人和创始人团队,包括公司管理层和核心员工,他们为公司提供了关键人力资本。创投领域已经由货币资本主导,进化到人力资本主导。香港联交所于2018年4月24日发布了同股不同权的新规,实现收益权和控制权分离,我觉得这是关键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胜利,香港市场做这样的安排是符合潮流和趋势的。关键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性作用,所以当所有人都投资一个企业,创始人要求更多投票权,这是正常的。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文汇报》合作专栏“复旦—文汇管理学家圆桌谈”,发表于2019年3月3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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