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Matthew Lupoli
(Matthew.lupoli@rady.ucsd.edu)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助理教授
Emma Levine
(gadams@london.edu )
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
Adam Eric Greenberg
(adam.greenberg@anderson.ucla.edu)
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助理教授
改写
张若勇
兰州大学教授
《管理视野》新知栏目副主编
设想你遇到这样的场景：
1. 在公司年终述职演讲结束后，部门同事问你：“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2. 久卧病床的老人在检查结果出来后，询问作为专家的你：“我的病怎么样？”
如果同事的表现非常一般，老人的病情已经恶化，你会选择怎么回答他们：实话实说？还是用谎言去安慰和鼓励他们？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为了不伤人自尊或不打击别人信心，我们出于美好的愿望“都是为你好”，撒下善意的谎言。在人际互动中，善意的谎言非常普遍，人们似乎不喜欢说出残酷真相的实在人，反而更喜欢那些讲善意谎言的“骗子”。当谎言暴露之后，受骗者如何看待这些用心良苦的谎言呢？他们会不会接受这些善意的谎言？
何为家长式谎言
所谓谎言，就是在知道事实的前提下欺骗别人，说出与事实不符的话。但说谎者的动机有善恶之分，恶意欺骗是为了谋求私利，而善意的谎言是为他人利益而说谎。比如面对病人时，医生可能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将病情说得更乐观，因为他认为这样有助于病人与病魔做斗争；在面对某位客户时，理财经理可能假借资产规模不达标为由拒绝其申请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因为他认为该客户更适合低风险投资。
说谎者笃定的“为你好”会不会偏离了被欺骗者想要的“好”？问题的关键在于说谎者是否确切地知晓对方的真正需要。刊登于《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的一项最新研究中，研究者更进一步地将善意的谎言分成了两类：明确的善意谎言和家长式谎言。拿前面医生和病人的例子来说，如果医患之间有过沟通，医生很清楚这位病人害怕听到实情，安慰说病情得到了控制，这是明确的善意谎言。如果医生实际上并不知道病人的偏好，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假定病人害怕听到实情，选择了乐观的表述，这属于家长式谎言。
家长式谎言：用心良苦却成空
家长式谎言的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撒了谎似乎无碍于诚信道德，理应能被理解和接受。但细究下去结果并非这么简单。
首先，家长式谎言的善意动机没那么明显。通常而言，人们对于产生好结果的过程公平与否不太在意，而对坏结果背后的过程却十分上心。明确的善意谎言显然带来了好结果，而家长式谎言不一定，于是人们会揪住撒谎这一行为不放，严重怀疑撒谎者的善意动机。并且，“为你好”的这个“好”是非常主观的，站在受骗者的角度，究竟是不是“为我好”，当然“我说了算”。因此说谎者很难自证善意。其次，受骗者认为家长式谎言干涉了其自主性。每个人生来就有自主性的需求，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决策是被迫做出的。自作主张的家长式谎言不仅剥夺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还带有强制选择的色彩，这类似于常见的论调“我得替你拿主意，这都是为你好”。事实上，从康德开始，哲学家们即反对以此类理由去愚弄欺骗别人。
最后，受骗者认为撒谎者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的偏好。违背个人自主性的家长式谎言，会招致受骗者的抵触心理。这种抵触心理使受骗者改变了对谎言结果的偏好，他们开始不喜欢谎言带来的结果。既然“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他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根本不是为我好”的想法。
基于这些推演，三位研究者认为，家长式谎言并不会被别人欣然接受。在遭遇家长式谎言后，受骗者严重怀疑说谎者原本善意的动机，认为说谎者越界干涉了其自主性，并且不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的偏好。因此，家长式谎言得到的结果事与愿违：受骗者从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少，“好心”的说谎者被认为是不道德之人。
研究者们采用七项实验研究检验了上述核心观点。
实验1-3
实验1-3采用骗局游戏。实验中存在两种角色：信息发送方和接收方，一名接收方与一名发送方组成一对。信息发送方是预先编写的计算机程序模拟出来的角色，所有参与者（实验1的参与者192人，实验2的参与者189人，实验3的参与者534人）均扮演接收方，接收来自发送者的信息：硬币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研究人员通过提示参与者（接收方），使他们相信发送方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最终，如果参与者的判断与实际结果一致（发送方诚实），他们会得到A 选项的结果（比如25美元的麦当劳礼品卡）；如果不一致（发送方撒谎），他们会得到B选项的结果（比
如25美元的Wholefood礼品卡）。对应于现实中善意谎言的例子，比如有时候妈妈为了劝说孩子选择健康早餐，会虚假地夸大糖果的危害性。
结果表明：相比讲真话或明确的善意谎言，家长式谎言致使说谎者得到更差的道德评价，受骗者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少，其中内在的解释机制是怀疑说谎者的善意动机，认为说谎者干涉个人自主性，及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的偏好。
实验4
实验4旨在检验家长式谎言是否改变了受骗者对结果的偏好。具体来说，如果谎言和讲真话获得了相同的收益或者理想的结果，人们对于前者的满意度是不是更低？来自美国东北部一座城市的223 人参加了这个实验。实验4仍然采用骗局游戏，分为两个部分，在到达实验室之前，先对参与者的偏好进行调查，接下来的步骤与前面的实验类似。
结果表明：家长式谎言降低了受骗者对谎言收益结果的满意度。相同的收益情况下，谎言带来的满意度更低；即使获得了理想的收益，参与者也不喜欢谎言带来的结果。这说明，是因为受骗者对于谎言的厌恶，而不是对结果满意与否，使他们对家长式谎言做出负面的道德评价。
实验5
在前面的四项实验中，骗局游戏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沟通。而在现实中，当有人发现自己被蒙骗后，可能跑去找说谎者询问和对质。此时说谎者会自我辩解，道出自己的善意初衷，表明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你好”。实验5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说谎者用以传递善意的沟通手段是否有效。528 名被试参与了实验。研究人员在展示硬币朝向结果的页面上，为信息发送方加了一句表达善意初衷的话：“我完全是为了让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结果表明：虽然相对于不沟通而言，沟通能够提升参与者对信息发送方的道德评价，但沟通并不能降低受骗者对说谎者的惩罚，也不能提升受骗者积极的情绪体验。并且，即使说谎者设法尝试过沟通，受骗者仍然会怀疑谎言的善意动机，认为说谎者不仅破坏了其自主性，也不能准确预测自己的真实偏好。
实验6-7
为了拓展骗局游戏的实验情景，实验6-7采用场景设计的方法，招募被试参与实验（实验6的参与者388人，实验7的参与者206人）。在参与者读完场景材料后，要求他们把自己代入到场景中，想象自己被蒙骗。在不同的材料中，说谎者被描述成可能已经知道（明确的善意谎言）或者不知道（家长式谎言）受骗者的偏好，并且就自己的善意动机可能进行或没有进行沟通展示。
结果表明：实验6得到了与实验1和3相同的发现，即：相比较明确的善意谎言，家长式谎言致使说谎者受到更低的道德评分。并且沟通对于提升受骗者的情绪体验并无效果，这与实验5 的结果一致。实验7证实了感知的善意动机是影响说谎者道德评价得分的内在机制。
管理启示录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会说谎，而且经常说谎。在我们周围，本着“为你好”的初衷，善意谎言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篇文章通过展示强有力的证据，指出家长式谎言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说谎者被给予道德差评。谎言不仅会阻碍真实信息的交流，而且事关道德评价，它削弱了组织公信力和人际信任。因此，组织管理者应当警醒和反思那些见怪不怪的家长式谎言。具体地，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思考改进。
其一，如何减少政策制定者的家长式谎言。领导着眼于大局，在面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或内部员工时，可能打着“正当目的”的旗号制造善意的谎言。比如当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为了能顺利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军心动摇的情况，管理层选择对员工隐瞒实情。或许这种家长式谎言在事后被总结成为管理智慧，从此变成了体制性、系统性的谎言，危害到组织的长远发展。组织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监督，消除以“造福大众”为名的谎言。
其二，如何减少普通员工的家长式谎言。普通员工基于善意的动机，比如为了组织或他人利益，也可能会向领导、同事或客户隐瞒事实。比如前文提到的部门同事述职演讲的例子和理财经理推荐低风险产品的例子，出于“好心”的家长式谎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伤心”甚至“寒心”。组织应建立顺畅透明的沟通渠道，加深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以及与客户之间的了解，让善意的谎言变得更美丽。
本文摘自，“家长式谎言” ，《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2018,146: 3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