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都感同身受地为孤女简·爱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而终成眷属的故事默泪时，有人却将目光投向那个一直被关在阁楼里的罗切斯特的妻子，她是简·爱婚姻的障碍，最后毁掉庄园，弄瞎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看似冲突分裂的两个人——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妻子，其实是一个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中试图跳脱出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还原那个阁楼里的“疯女人”的本来面目。这本书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在文学史中打捞出了无视“妇道”、作“恶”多端的“疯女人”这一类别，并做了全新的诠释。
这一著作在30多年前无异于一颗炸弹投放于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的池塘中，有人说“疯女人”其实是男性父权制话语下形塑的产物，而“疯癫”是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中国历史“阁楼上的疯女人”排行榜上，从来不缺我们熟悉的身影。武瞾（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个：永徽六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曾经侍奉过二朝的皇后，而这个皇后后来又变成了空前绝后的女皇帝。
这是传统观念上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在骆宾王为徐敬业（李勣之孙）起草的讨武檄文中，这被称为“陷吾君于聚麀”——即让我们的君上陷于动物一样的乱伦之中；而在《唐会要》卷四六和卷四七的《封建杂录》上和下的记载中，武瞾的称帝是不折不扣的篡逆行为，是“奸人”、“毒侔蛇虺”，该书还指责武瞾的统治时期“朝廷罕有正人，付丽无非险辈”、“朋比成风，廉耻都尽”。
直至明末清初，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思想家王夫之还曾评价武则天“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近世史家岑仲勉也说：“武后任事率性，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事实也确实有这样的一面，武瞾主政初期，为了清除异己，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武后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新唐书·高宗纪》）；再加上后世史家多不齿于她违反传统的礼教，身为女子，竟然拥有薛怀义（冯小宝）、沈南璆、张易之、张昌宗等男宠，所以史书内大都对她的所作所为大加鞭挞，直斥其阴险、残忍、善弄权术，更将她与后来其子中宗时韦皇后之擅权，合称为“武韦之乱”或“武韦之祸”。
确实，武瞾美貌盖世、才智过人，甚至尊荣到一个似乎掌握着最高的权力和最大的话语权的地位。然并卵的结局是，在男权主导的史家评价和民间舆论中，很长的时间内她仍然因其女性的身份被钉在一个“疯女人”的耻辱柱上。她的美丽等同于狐媚，智慧不过是奸诈，而领导力也似乎只剩下心狠手辣的元素，即使在后世垂帘听政的女性统治者那里，曾经称帝的武瞾也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从这个角度，武瞾她不是一个人，她和褒姒、芈八子、赵姬、吕后、刘太后等等一起，高居中国历史“阁楼上的疯女人”排行榜，而且应该毫无悬念地稳居三甲之列。
当然，对武瞾的正面评价虽少，也史不绝书，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清代史学大家赵翼谓其为“女中英主”，甚至为武瞾的私生活辩护，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梁羽生在以武瞾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女帝奇英传》中也对武则天做了浓墨重彩的美化。
在一些讴歌武则天的各种作品中，武则天却又像卢舍那大佛（传说中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依照武瞾的相貌塑造，被民间径直俗称为“武则天像”）一样，高大上、白富美并且毫无瑕疵，这显然既不真实，也诚非真正的平等尊重。当贾静雯版的武瞾和范冰冰版的武瞾充斥荧屏的时候，换言之，当武瞾以傻白甜正面人物形象出现在消费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对武瞾的赞美或者洗地仍然只是说明女权主义的事业路漫漫其修远兮。
回到史书本身，传统史家在有意无意之间也对武瞾的领导力的产生做了必要的敷陈和解释，他们承认武瞾“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但最终还是把其领导力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归之于“有色”、“美容止”、“专宠”，以及“杀伐决断”、“酷厉寡毒”，与之前的概念对应，则可以看做女性领导者或是被视为“卢舍那”那样的“天使”或者被视为“阁楼上的疯女人”那样的“魔鬼”，而唯独缺席的就是作为女人、作为人本身的定位。
纵观对武瞾正反两面的评价，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确乎不占优势，即使她掌握了最高权力和一度的表面上的话语权，最终似乎也无济于事；而假如她恰好又占了一个“不道德”的位置，那自然而然，所得的一切好的似乎都是僭越，所得的一切不好的又似乎都是活该。男权社会的法律不保障她的权益，道德更是鄙视她的存在，那么她成为“疯女人”就似乎是必然结果，如果武瞾不是后续唐代帝王的亲生母亲和祖母，那么她的历史地位可能会更加不堪——有个最简单明了的例子：北宋著名的庄献明肃皇后刘氏。
公元1022年，宋真宗赵恒驾崩，留下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宋史》卷三·本纪三《真宗纪》），刘太后很有政治才能，在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将政事处理的井井有条，她尽心尽力地抚育了宋仁宗（当然确实隐瞒了自己并非其生母的身份），更严词拒绝臣下希望她如武瞾一般秉政的献媚，然而这些原本是符合男权制度的规训和幻想下的行为，却并没有给刘氏留下什么芳名——她成了后世流传的子虚乌有的“狸猫换太子”事件的主谋，在话本小说中被描述为一个典型的狐媚惑主、心如蛇蝎的毒妇，俨然一个野生故事系统中的北宋版“武瞾”。
历史从来不仅仅是尘封的故事，更有鉴往知来、使人明智的意义。当我们将视野从泛黄的古籍中抽回而回望当下商业世界的女性和领导力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优秀的女性管理者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利用性别优势弄巧而获得和施展权力，也并不是因为其女性角色本身而得到降格以求的赞誉，而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一视同仁。或许，当商业、财经、管理等相关领域都毫无偏狭和偏私地尊重基于女性企业家作为人本身的价值——智慧、情感、领导力和企业家才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不排斥不压抑第二性的值得赞美的商业世界。
我希望我的妻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亦希望我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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